1.房地产交易活跃,但房贷增速较缓。
我国的债券市场结构亦需调整。非常高兴再次参加凤凰网财经峰会。
金融改革的问题极为复杂,我就讲十五分钟,一定挂一漏万,比如,现在我就想到,绿色金融发展问题就被漏掉了。作为流动性之源,债券市场当然以国债、地方政府债、政府机构债等安全性资产为主。这不仅使得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并没有发挥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提高市场化水平的功能,而且深度扭曲了市场资金供求关系,使得发生在债券市场上的风险和发生在商业银行内的风险相互感染。反观中国,排名第一的是工业(52%),其次是金融业(23%),信息技术仅占6%。当然,我们还须进一步强化我们的市场优势。
第四个领域,就是真正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明确提出的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同时,英国拥有完善的支持创新的监管框架,其金融发展综合环境优良。有的时候,风险其实很大,感觉不大,正确的判断是极为关键的。
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东盟和中日韩签署了一个区域货币互换的《清迈协议》。这就好像我们管理企业时,要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一样,不顾及小股东利益,剥夺小股东的权力,最后企业只剩下大股东,是不可行的。处理的方式完全不同,很多人都提出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他们重新审议了政策,所以采取不同的办法。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行的政策导向和要求,就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资金支持,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比如,我们跟俄罗斯或伊朗的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就避免了动用美元,而且将来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和我们的贸易也会用人民币结算。但是,亚洲里边有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现在还没有进来,亚洲的75%并不都是发展中国家。
如果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利益最终也是保不住的。但是,我们中国没有发言权,主要是英美两国在博弈。因为这是亚开行,所以日本人当行长,但是总部不能设在东京。这段历史,值得我们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去研究。
我在发言中介绍,亚投行是不搞煤电的,我们的资金有限,亚投行要起导向性作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也有人认为,你们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给印度提供贷款呢?我怎么知道你们在这个时候打起来呢?我们早就排好了日程,根据项目进度上董事会,双方在这个时候闹起来,我们怎么改?我没法改。我的理解是,这也是对自己的警示。国际上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已经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新的格局,诉求也不再一样。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金融领域里起到多大作用,这才是问题关键。五年多来,很多问题逐步清晰了,对亚投行的国际多边机构的性质,有了更多了解,我们的运营环境,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艰难,当然我们还得小心谨慎,严格遵守国际多边机构的管理原则。
我们现在的成员遍及各大洲,遍及有主权国家的各大洲,南极洲不算,南极洲没主权国家,其他都有。亚行是日本和美国两国为最大股东,但是,作为亚洲的国际多边机构,日本人一直担任行长,美国拥有永久的副行长职位,各个成员国也都基本接受。
我们中国的投票权是26.06%。读《资治通鉴》二到三百页,人该犯的错误,很早就已经犯完了,以后不过是重复犯哪些错误而已。21世纪,中国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有能力可以担当此事的。很多今天的国家当时都还是殖民地,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的可能。事实上,彼此之间的合作非常融洽,非常有效。这张照片被广泛传播,给世人展示了一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受援国颐指气使的姿态。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外汇储备是多少?三万亿美元?其实不对。我在去年九月份,一次国际徽商大会上提出,亚投行不做煤电项目或者与燃煤有关的项目,引起了很大反响,国际上特别是欧洲国家,使得亚投行的声誉地大大提高了。
现在的这个国际经济体系,还是以美国、英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为首制定的,是遵循他们所倡导的规则。然后,美国要求按一美元一票的规则,设置世界银行的股份,这跟当时在同时磋商成立的联合国的一国一票规则是不同的。
重大政策、吸收新成员、选举行长,需要特别多数,即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四分之三以上的票数,即75%。有两个事件需要注意,亚投行成立之后,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也上升了。
亚投行尽量不用投票的方式通过重大事项,努力争取达成一致,以维护团结一致,有事大家商量原则和精神。有些人有一个误解,好像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经济体了。中国需要有更大的担当,通过努力,中国实现了三大目标:中国是最大的股东,中国人担任行长,总部设在首都北京。再有一个,是双重标准的问题。
对此,其他成员,特别是印度和欧洲国家,不是没有担忧的。进入专题: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
其实,日本也是受到其他地区成立多边机构的动态的启发,如1959年泛美开发银行成立,1964年非洲开发银行成立。1990年,苏东剧变之后,欧洲诸国发起成立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旨在支持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
第三、如果国际多边机构的治理架构和运行模式不改革,也很难适应新时代要求。所以,对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都需要有一个容忍度的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地位和投票权的提升,人民币入篮等,一直是遇到很大的阻力的。伊朗一怒之下退出,没有参加亚行,以后由于政治原因,伊朗再也进不来了,就像当年苏联一怒之下,不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样,过了多年才重新进来。首先,美国开始是不同意成立亚开行的,最后达成妥协,美国支持成立亚行,条件是美日平起平坐,但日本还是象征性的多一股。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当中,我们虽然迟到了三十多年,但是加入以后,我们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获益良多,并且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七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和欧洲国家控制国际金融机构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七十年以后,我们成立了亚投行,成员国必须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因为他们的成员国同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成员。
二战结束后,中国也是战胜国,作为名列第四的大国,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是整个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讨论,基本都是在英美两国之间,其他国家实际上只是列席而已。现在的问题是,在一美元一票规则不变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会有担忧:发展中国家的GDP越来越大了,发达国家的GDP相对少了,以后就没有发言权了。
如果不能和平地渡过这个重大历史关头,所有国家都将面临灾难。六十年代,亚开行成立的时候,我们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台湾和香港加入了。